国民党在大陆期间的12位一级上将及33位二级上将都是谁？
大家都知道1955年解放军的第一次授衔，相信很少有人知道1935年抗战前国民党的授衔，国军部队1935年进行整编并开始正式军衔制度。国军1935年的军衔并不是说之前没有军衔，而是当时军衔授予太过随意化，比如：少帅张学良军校上了1年毕业后就成了东北军混成旅旅长挂少将军衔。当时各地方小派系，几百人就敢自称少将司令，所以当时军衔极其不正规。
1935年整编部队，自然要对军衔的授予及晋升有明确的要求，当时的军衔的授予与晋升隶属于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由于1935年军衔的晋升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所以造成很多国军高级将领的军事职务与军衔严重偏离，比如：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第9兵团司令廖耀湘的正式军衔只是骑兵上校，主要因为授衔有严格的资历要求。
本文主要给大家讲讲国民党上将的问题：
国军35年军衔上将是最高级别，分为四级：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加上将，特级上将名额1人，一级上将名额9人，二级上将名额23人，中将加上将27人，现役上将总数不超过60人，上将的晋升必须有名额空缺，特级上将1人：蒋介石
一级上将9人
阎锡山（晋绥军首领），冯玉祥（西北军首领），张学良（东北军首领），何应钦（黄埔军首领），李宗仁（桂军首领），朱培德（滇军首领），唐生智（湘军首领），陈济棠（粤军首领），陈绍宽（海军一级上将）
注：一级上将都是当时地方实力派系的老大，一级上将都是能对一些二级上将及中将加上将有影响力的实力派人物。
后期晋升的一级上将3人：程潜（参谋总长），白崇禧（国防部长）,陈诚（参谋总长）
程潜1939年5月13日晋升接替病逝的朱培德，白崇禧1945年
10月5日晋升接退役的冯玉祥，陈诚1947年2月21日晋升接退役的张学良。
死后追晋一级上将5人：宋哲元，陈调元，刘湘，曹锟，吴佩孚
注：死后追晋一级上将中的宋哲元，陈调元，刘湘三人原本是二级上将，曹锟，吴佩孚
二人属于特批。
二级上将（21人）
刘峙（河南省主席）、顾祝同（江苏省主席）、蒋鼎文（福建省主席），何成浚（湖北省主席）、朱绍良（贵州省主席）、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韩复榘（山东省主席），刘湘（四川省主席），何健（湖南省主席），白崇禧（广西省主席），刘镇华（安徽省主席），于学忠（甘肃省主席），万福麟（热河省主席），杨虎城（陕西省主席），商震（河北省主席），徐永昌（山西省主席），傅作义（绥远省主席），杨爱源（察哈尔省主席）、陈调元（军事参议院院长），徐源泉（川鄂湘黔边区绥靖主任），龙云（云南省主席），杨虎城（陕西省主席）
注：二级上将必须是地方省主席相当于北洋时期的督军，陈调元担任过山东省主席，徐源泉担任过湖北省主席，二人属于原北洋军阀元老，虽然当时职务不是省主席，但是也给予照顾。以上是授衔时的职务，后期调动并不在考虑范围内，1936年增补2人：李烈钧（高等军事法庭审判长），程潜（参谋总长）
二级上将主要派系公布情况：
黄埔军系：刘峙、顾祝同、蒋鼎文
晋绥军系：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
西北军系：宋哲元、韩复榘，刘镇华，杨虎城
东北军系：于学忠，万福麟
桂军系：白崇禧，何成浚，何健，后期晋升二级上将（10人）
卫立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卫立煌），陈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庞炳勋（河北省主席），孙连仲（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张发奎（广州行
营主任），张治中（西北行营主任），余汉谋（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熊式辉（东北行辕主任），陈仪（台湾省行政长官），邓锡侯（川康绥靖公署主任）
卫立煌1939年5月13日接替晋升一级上将的程潜，陈诚1939年5月13日接替病故的刘湘，庞炳勋1939年9月接替病故的被枪决的韩复榘，孙连仲1943年2月接替杨虎城，庞炳勋1943年5月因投敌剥夺二级上将资格。
薛岳1944年2月接替庞炳勋，张发奎1945年10月张发奎病逝的陈调元，张治中1945年10月接替晋升一级上将的白崇禧，余汉谋1946年接替退役的万福麟，熊式辉1946年接替退役的何成浚，陈仪1946年接替退役的徐源泉，邓锡侯1947年2月接替晋升为一级上将的陈诚
国民党大陆时期共授予特级上将1人，一级上将11人，二级上将33人，所有晋升都有严格的脉络，因为晋升太过严格，所以造成国军部队中很多高级将领晋升到中将就到头了。比如：杜聿明，王耀武等人一生都只是中将，连中将加上将都没混得上。这就造成国军部队一大奇特现象，大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军长，师长都是中将军衔，这样军衔自然也失去了基本的意义。
陈仪在台湾搜刮百姓，晚年计划投靠解放军，消息走漏被蒋介石枪杀
1980年1月9日，已经去世的国军高级将领陈仪盖棺定论，被定性为爱国人士。而此时，距离他殒命台北，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
陈仪是谁？他生前经历了什么？且听我慢慢道来。
陈仪，1883年生于浙江绍兴。自幼天资聪颖，立志从政报国。他早年留学日本，以优异的成绩从日本学成归来之后，在清政府陆军部谋得一份教员的工作。恃才傲物的陈仪并没有把这份工作放在眼里，在体制内的工作经历，让他近距离地观察到了清政府的腐朽和没落。周围同僚见钱眼开的行径，让陈仪很不适应这样的环境。陈仪才华过人，职务一再升迁。但是，陈仪却对已经走上穷途末路的清政府毫无感情。1916年，陈仪索性辞职，放下一切，二度出国，前往日本陆军大学深造。
1919年，陈仪从日本回国。这时候，清政府已经灭亡。二次入仕的陈仪，虽然没打过一次仗，但是由于出众，直接被任命为袁世凯的军事顾问，被授予中将军衔。这真可谓是出道即巅峰。不可否认，陈仪的留日经历对他的仕途助力很大。可是，他并不完全认可袁世凯。他觉得袁世凯这个人野心太大。暗地里，他又和孙传芳搭上了关系。于是，孙传芳进驻浙江之后，陈仪摇身一变，变成了浙江省长。刚过不惑之年，陈仪已经位居省级高官，虽然膝下无子，可也算是人生赢家了。和孙传芳接触久了，他又觉得孙传芳只是一个旧军阀，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前途。举目望去，他把目标锁定在北伐军上。
时任北伐军军长的是蒋介石与陈仪是日本留学期间的校友。昔日旧友，再度重逢，两人自然是亲上加亲。陈仪凭借自己过人的政治天赋，很快成为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升至陆军上将。从此，他以蒋介石
高级顾问的身份为蒋出谋献策，长期参政议政。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同年十月末，资历深厚的陈仪受命接掌台湾。出于对陈仪的信任，蒋介石赋予了陈仪全面管理台湾事务的权力。军政大权在手的陈仪踌躇满志，打算在台湾大展拳脚，干出一番事业来回报蒋介石对他的知遇之恩。
1947年2月27日，台湾爆发了“事件”。面对危机，陈仪没有想办法平复民众不满情绪，而是持缓兵之计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表面和谈。背地里，他却向南京蒋介石方面请重兵镇压。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听信了陈仪的一面之词，判定二二八事件为“奸党叛乱”，认为必须“动用大军，强力镇压”。于是，在国民党军队的支持下，陈仪在高雄、基隆、台北等地大肆捕杀民意代表、地方领袖和社会名流，牵连平民甚广。按照台湾官方统计数据计算，因事件伤亡的平民人数高达2.8万。事件虽然最终得以平息，但是对台湾社会影响深远，成为蒋介石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1947年5月，陈仪被迫离任台湾，黯然回到大陆。一年后，再次被蒋介石任命为浙江省主席。此时的国民党已处穷途末路之中，陈仪虽然老矣，却善于审时度势。他先是主动释放了一百多位遭国民党关押的爱国人士，又设法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希望投靠解放军。陈仪思前想后，决定策动汤恩伯与他一起在浙江起义，迎接解放军渡过长江。不料，汤恩伯却出卖了陈仪，直接在蒋介石面前告发他。蒋介石对此非常生气，下令将其扣押，1950年6月18日在台北被执行枪决，时年67岁。
陈铭枢将军简介
陈铭枢（1889.10.15-1965），字真如，广东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曲樟乡璋嘉村人。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带兵参加北伐，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中对抗日军，后在福建发动闽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起人之一，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衔。
民主革命时期，1906年入读黄埔陆军小学。宣统元年（1909年）考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武昌起义后，加入起义军总司令部学生队，任广东革命军连长。后人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1913年夏在广州进行革命活动时被捕，获释后东渡日本，进革命党主办的军事学校和政治学校学习。1916返保定军校读至毕业。1919年加入粤军，任广东地方军肇军任游击营营长。1920任护国军第2军陆军游击第43营营长，1921年任粤军第6军第1纵队司令。1922年任粤军第1师4团团长，6月辞职往南京钻研佛学。
大革命时期，1924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1旅旅长。1925年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10师师长。同年冬率部进击盘踞南路的邓本殷8省联军，进驻合浦、北海，支持地方的革命运动。1926年7月率第10师北伐，与独立团一道攻占汀泗桥、贺胜桥，参加攻打武昌战役，因战功被称为“铁军”。攻克武汉后第10师扩编为第11军，任军长兼武汉戍卫师令，捐资创建合浦县廉州中山公园和东坡公园。1927年4月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捐资建合浦图书馆于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校园内。捐资1.6万元建合浦五中（今公馆中学）校务楼（取名真如楼），在璋嘉村创办真如小学。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8年12月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1930年以第11军联同陈济棠驱赶广州的张发奎，捐资建合浦医院。第11军在中原大战中于广东胜桂系，然后在中原败阎锡山、冯玉祥等。1931年通电反蒋被迫去职出走香港、日本。6月回国原第11军改编为第19路军，蒋光鼐为总指挥，任“剿赤”右翼军团总指挥，参加第三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任右翼集团军司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调防上海，任京沪卫戍司令。胡汉民与蒋介石发生约法之争，蒋介石下台。国民政府改组，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部长，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1932年日军登陆上海，手下之第19路军奋起抵抗，称为“一·二八”淞沪事变。事后第19路军被调往福建“围剿”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11月与李济深、蔡廷楷等发动闽变，组成“中华共和国革命政府”，任文化委员会主席，组织社会民主党、神州国光社，事变失败后到香港。1935年在香港组织中华民主革命同盟。1936年改社会民主党为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赞同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八一宣言》，继续进行团结各党派抗日救国活动，同年游欧洲。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回国参战，蒋介石不予军权，不得领兵杀敌，只委任为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议虚职。1940年出资创办上海出版机构神州国光社，出版进步书籍，编辑发行《读书杂志》、《文化评论》等刊物。
解放战争时期，参与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7年底与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务委员。6月13日被授予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衔。1949年策反浙江省长陈仪反蒋，陈仪遭蒋杀害。还策反过湖南省长程潜和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6月进北平作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代表参加政协筹备会，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后历任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1月当选为民革第二届中央常务委员。历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农业部部长等职。1953年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1954年将神州国光社公私合营并人上海教育出版社，将珍藏的珂罗版画册捐献国家。所撰写的回忆录发表于《文史资料选辑》1/5等刊物。1957年整风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被罢除各职务。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第二、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理论政策研究员。
1965年5月1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1979年平反，恢复名誉。著有《佛学总论》等。
陈铭枢撰题联
生儿能报国；
有道此归源。
——题广东省惠来县葵潭镇翁照垣将军母（陈克兰）之墓（墓志联）
翁照垣，又名翁嘉添、翁辉脂，广东省惠来县葵潭镇人。中华民国成立后，投粤军陈炯明辖下陈铭枢部。1917年随军出征，晋升为连长、营长。1926年赴日本士官学校深造。1929年秋转法国慕漠尼航空学校学习；1931年回国，在陈铭枢部任保安团长。同年秋任第19路军第78师第156旅旅长，驻防上海。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闸北，第19路军奋起抵抗。翁照垣率本旅3000多名官兵，坚守阵地，并组织敢死队和大刀队，重创日军。是年夏天第19路军奉令调闽“剿共”，翁照垣不愿再战，辞职至南洋。1933年初受张学良之邀，出任东北军第117师中将师长，后擢升为副军长，率部与日军鏖战於长城古北口及滦河以东一带。11月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被任命为福州城防司令、第6军军长。1934年春出国。1936年应李宗仁电邀，就任抗日救国军新编第1师师长，后任第60师师长，驻防于广西北海和合浦一带。“七·七”事变后北抗日，在第1战区程潜部任前敌总指挥、津浦綫督战司令。后被日机炸伤，转香港治疗。1938年春伤愈回潮汕，任广东省第8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主任委员。1944年任潮（阳）普（宁）惠（来）抗日自卫队指挥官，与日军周旋于大南山一带。抗战胜利后解甲归田，在家乡经营西岭矿场、葵峰农场和兴纪行等实业。1949年移居香港。墓志联落款处题“世愚姪陈铭枢赠”。
陈铭枢贺赠联
恢弘建大节；
宁静厉八荒。
——集《石门颂》句书赠毛泽东
1945年毛泽东代表中共赴渝和国民党签订“双十协定”时，爱国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勇敢无私精神表示十分赞赏。国民党的左翼人士陈铭枢从《石门颂》①
句中集下这副五言联书赠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寄予了热切的希望和真诚的信赖。从它那挺拔、遒劲的笔法上，我们也能感受到作者书写它时的一片激情。①
《石门颂》是简称，也是通称，全称为《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刻于东汉恒帝建和二年（148年），是汉中太守王升在东汉顺帝初年，因司隶校尉杨孟文修复褒斜栈道有功，而撰写的一篇颂词。全文655字，行20，每行30或31字，字径3寸左右。该帖虽属汉隶，却没有明显的隶书中的“蚕头雁尾”。字的意态放纵飘逸，体势瘦劲恣肆，字随石势，不乏意趣。历来评价高，影响大，是谓著名的摩崖石刻。清·张祖翼在此崖刻中跋云：“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学其“形似”或易，达其“神似”难矣。更何况字的线条粗细变化无几，极易减弱书法语言内蕴。《石门颂》原刻于陕西省褒城县（今勉县）褒斜道南端石门隧道西侧崖壁上，后因修建水库，于1971年凿出迁至汉中市博物馆。《石门颂》与陕南略阳的《甫阁颂》，甘肃成县的《西狭颂》并称“汉三颂”。初踏汉隶之门，首选当为《石门颂》，盖因它有“隶中草书”之称。
烦恼性自断；
因缘本不生。
——手书行书墨迹联赠友
2/5雪散天女花，超离苦海；
芬洒甘露水，普济众生。
——撰书赠袁雪芬
此联以鹤顶格嵌受赠者名。
陈铭枢撰挽联
生经白刃伟男子；
死葬沙场大丈夫。
——挽詹蒙
有子蔚国华，经济文章光宇内；
维公归太素，薇垣斗极暗江天。
——挽当代著名诗人郭沫若之父郭朝沛
郭朝沛（1853-1939），字膏如，四川省乐山县人。秉性耿介，精明能干，早年辍学从商，酿酒、榨油、兑换银钱、粜纳五谷，甚至贩卖烟土，“所企之业，业无不成”，未及成年就为四世同堂、伯叔共炊的大家庭当家管事，终于把其父郭明德（字秀山）因仗义疏财而凋零了的家业重振起来。由于懂一点医术，为人又慷慨大方，乐于免费行医送药，郭朝沛深得乡人敬重。1939年10月5日郭沫若之父郭朝沛在乐山县沙湾故里逝世，享年86岁。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急忙回藉奔丧。在丧事中，郭沫若连夜撰写一篇“家祭文”。家祭之夜，郭氏家族的男女老幼跪满灵前，郭沫若颂读祭文情真意切，感人肺腑。郭沫若在祭文文尾，结合时局慷慨陈词，这篇家祭文也是当时的一篇极好的抗战檄文。其时中国政坛、文坛及各界重要人士均以各种形式致吊。或以匾额挽幛，或以诗文挽联，备极一时壮观。是年，郭沫若在重庆出版《德音录》，叙录诸人诗语联文。
涕泪洒西州，岂独感深华屋异；
才棺摩北极，至今人恸大星沉。
——挽孙中山
遍界不曾藏，岳峙依然，川流犹是；
无生亦如幻，缘了自去，愿在即来。
——挽弘一法师（李叔同）
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
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挽陈独秀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四川一个不通公路的闭塞山村寂寞而死。最出人意料的是与陈独秀没有多少交往的陈铭枢也拟就了这副挽联，军旅出身的陈铭枢所撰此联，堪称知人论世的上乘佳构。从这挽联可以看出，陈铭枢虽是武人，却有很高的文化修养。陈铭枢以为像陈独秀这样的大名人逝世，一定会有追悼会，会有挽联挽幛，故特别嘱托在江津的朋友一定要请他问佛的老师欧阳渐代书写自己撰制的这副挽联。欧阳渐，字竟无，经史、天文历算和书法均受称道，是佛学大师杨仁山的继承人，他主持的支那内学院此时就在江津，与陈独秀也时相过从。当时有人议论说，陈铭枢的挽联和欧阳渐的书法将是陈独秀葬仪中的双美双绝。其实陈独秀的葬仪就在闭塞乡村的出殡，下葬后仅留一堆无碑的黄土，并没有人们想像中的双美双绝。没想到陈独秀死去60年后，奚金芳主编的《纪念陈独秀先生逝世60周年论文集》这部书中向人们展示了这副四美毕具的挽联，令特别惊喜、特别感慨。
此痛岂寻常，丧我同胞，复夺其才女娇儿贤妇；
斯行诚伟大，所留团结，原期能民主统一和平。
——1946年挽“四·八”烈士叶挺、邓发、黄齐生、李少华、黄晓庄等
3/5治蜀是韦皋以后一人，功高德懋，细谨不蠲，更觉良工心独苦；
征倭出夔门而东千里，志决身歼，大星忽坠，长使英雄泪满襟。
——与郭沫若合挽刘湘
先生公勇诚明，嫌怨所不避，强权所不畏，逆贼之所不忍杀，乱党之所不忍欺，呜呼噫嘻，竟被狙于大难削平之日；
世界纷纭浊乱，奸宄是相亲，忌嫉是相扼，毒螫于是肆其残，鬼蜮于是逞其技，哀哉耗矣，更问谁为挺身负责之人。
——挽廖仲恺（44+44=88字）
毁誉未必事为凭，试看相忌者致公速殁，相附者欲公永存，相劫持者则欲公实殁而名存。惟念本身存殁，业经历尽辛酸，公犹难补破缺河山，谁更擎天撑半壁；
仁智皆由人所见，回忆民族论与我略同，民权论与我小异，民生著论尝与我争同以竞异。但期后世异同，当今有能辨别，我亦遇到艰危棋局，却曾挥手挽全盘。
——挽湖汉民（62+62=124字）
陈铭枢合撰、应对联
真有人对，谁即主宰；（郭沫若）
如是我闻，佛说如来。（陈铭枢）
——郭沫若应对陈铭枢
1938年1月郭沫若刚到武汉，正逢《新华日报》创刊（1月11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报纸。对于郭沫若这样的人物，新闻界自然十分注意，常有记者登门访问，不是谈广州、武汉观感，就是谈目前抗战形势，而且还要题词。在郭沫若看来，作为当年北伐会师的重镇武汉，沉睡了10年之后，现在似乎又渐渐地恢复到它在北伐时代的气势了。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虽然都已搬到重庆去，但党政军方面的重要人物差不多都集中在武汉；在野的各党各派的领袖们，以及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差不多都先后汇合到这里来了，可以说武汉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抗战首都。当务之急在于“恢复十六年（1927年）的精神保卫大武汉”，郭沫若给《新华日报》的这一题词，充分表明了他的心愿。重来武汉，能与北伐当年的一些老朋友晤面，也是一件极为愉快的事。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来到武汉的第二天，叶挺就把他们从旅馆接到太和街26号新四军筹备处去住。当郭沫若与叶挺、陈铭枢、黄琪翔等人欢聚时，大家叙旧议新，滔滔不绝。陈铭枢以自己的字“真如”分作上、下联的首字，征求用梵语作嵌字对联，他先吟得下半联：“如是我闻，佛说如来”，沫若即顺口说出上半联：“真有人对，谁即主宰”。大家拍手称绝。他们还一同合影留念，郭沫若戏题为《五光图》，并系以七绝一首，惹得众人捧腹大笑。诗云：
将军主任何辉煌，仿佛当年克武昌。
十载风流云散后，惟余棍子五条光。①
①见田汉：《迎沫若》，战时出版社版《抗战中的郭沫若》。
贺赠陈铭枢联
真理唯马克思主义；
如来是桂百炼先生。
——郭沫若赠陈铭枢
嘲讽陈铭枢联
真是陈炯明，背党国、反中山、军阀兴宁，旋跑私身逃港次；
如同楚项羽，会鸿门、迫高祖、兵围垓下，有何面目见江东。
——范华山嘲讽陈铭枢
陈铭枢，字真如，在国民政府当官后曾回公馆，范华山偏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撰联一副讽刺他。据说，陈铭枢看了这副对联，对其中的事实也无可否认，只好连连苦笑说：4/5写得好！写得好！此联为鹤顶格嵌字“真如”联，联语嘲讽陈铭枢曾不赞成孙中山主张，并在后来在福建公开立党反对南京政府，失败后出走香港一事。
附录：【陈铭枢轶事、趣闻】
〖错划右派〗
1957年大多数人在鸣放中是就事论事，泛泛而谈的很少。直接将矛头
指向毛泽东本人的虽然不多，但亦有人在。
前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对毛个人的修养、品质抨击了
一番：“凡是执国政治者，必要是公平正直，绝无偏见，明察秋毫，谨慎将事，精诚坦白，亦不装假，豁达大度，为国家而不为名利。并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国华盛顿然。伟大的毛主席，不是如华盛顿然，而是与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相似。政治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不宁，察而不周；自然为党见与感情所沸动，生出浪潮，喜功好大，难以制止。”“好好的一个优良的国家，纯朴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斗争，三反五反，弄到中国八年来混乱不清，天天忙于镇压肃反，已不成为国家政治。”
陈铭枢还说：“光荣的、伟大的毛主席，还没有搞清楚历史文化和国本的地位、民性的风格，硬去尊夷，闹了一些甚么总路线的新名词，无产阶级专政的甚么经验……这些多馀的新名词，在愚民的苏联用得著，在文化高度的中国不会有人重视。”
在毛泽东尚在世时便对毛作如是批评，尤其直指毛欠缺政治修养，可以说只有陈氏一人，陈因此而被一棍子打倒，实属必然。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第2版发文：《陈铭枢公然诬蔑毛主席》，说他“狂妄无耻”、“是一个包藏祸心、丧心病狂、忘恩负义的反动份子。”从此，陈铭枢这个人就在政坛消失了。1979年平反，恢复名誉。
陈铭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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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云相——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上官云相介绍
中文名：上官云相
别
名：上官纪青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族
出生地: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
出生日期:1895年
逝世日期:1969年
职
业:军人
毕业院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信
仰:三民主义
主要成就:陆军二级上将，上将参议
上官云相(1895～1969)字纪青，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人。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旅长、师长、军长、中华民国政府参军等职。在蒋介石发动的数次围剿红军的战争中担任重要指挥职务。
抗战期间，任第三战区司令部总参议兼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时参与发动“皖南事变”。
1945年后历任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华北剿总副司令等职，参与解放战争。
国民政府第一次授衔陆军中将，后晋升上将。
1949年初去台湾，1969年8月8日在台北病逝。
生平经历
早年经历
上官云相1895年生于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小街子村。他兄弟姐妹6人，他是老大。两个兄弟一名云廷，一名云明;三个妹妹，大妹德贤，二妹懿贤，三妹纯贤。上官云相幼时家里虽有十几亩薄田，但因兄弟姐妹人口众多，所以生活并不富裕。1910年入山东陆军小学。1917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
1919年3月毕业后被派往北洋军阀湖北陆军第二师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孙传芳)任排长。1923年，孙传芳举兵向福建扩张，上官随军入闽。同年3月，孙传芳任福建军务督理，上官任督理公署参谋。后孙传芳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上官任浙江督理公署(陆军第二师)宪兵营长。不久，擢升陆军暂编第七混成旅第一团团长。1925年春，奉系军阀向东南各省扩张，孙传芳感到威胁，联络冯玉祥国民军反奉。同年11月，上官团奉命开往安徽固镇地区，与奉军张宗昌
部激战，重创张宗昌白俄雇佣军，俘张部前敌总指挥、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施从滨。自此，上官更得孙传芳的器重，升任第七师第十三旅旅长。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江西。孙传芳拼力抵抗。孙军一败涂地，上官率残部逃往江北。1927年4月，孙传芳利用国民党宁汉对立，蒋介石下野之机，举兵反攻江南。上官任孙传芳军第四十一师师长，率部渡江作战。结果，孙军大败，上官率残部逃往山东德州整补。
其时蒋介石派张群劝孙传芳反正，共同北伐，孙不愿以“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之尊屈居蒋介石之下，何况国共两党与北方军阀之战究竟鹿死谁手尚在两可之间，孙传芳便予以拒绝。北伐军遂顺流而下，孙部浙江陈仪、安徽陈调元均向北伐军输诚，孙不得已败退山东。上官云相见孙传芳大势已去，于是弃暗投明，倒向北伐军。
土地革命
1927年东渡日本。1928年返国，任国民党陆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一旅旅长。1928年6月，国民党军占领京津。孙传芳随奉军逃往沈阳，部下被蒋介石改编，自1929年5月至1930年10月，上官云相追随蒋介石，多次参加国民党新军阀混战，1929年3月升任陆军第四十七师师长。7月升任第九军军长。后调任平汉路左翼第三纵队指挥官。1930年11月，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旋改任国民政府参军。
1931年1月，接替顾祝同，任陆军第二师师长。后任右
翼集团军第三路击进军总指挥。1931年后，上官云相任第九军军长兼第四十七师师长，参加过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在第二次“围剿”中，1931年5月他所率领的四十七师的一个旅在江西南部富田被红军歼灭;在第三次“围剿”中，1931年8月，在江西兴国与红军的交战中，他的四十七师的另一个旅又被歼灭。1932年夏，任豫鄂皖三省“剿匪”中路军第五纵队指挥官，积极参与对工农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蒋介石任命上官云相为湘鄂川边区“剿匪”总部第一路军总指挥，追堵红军。4月晋陆军中将。8月，上官任驻黔第一绥靖区指挥官，因贪污筑路费，被免去职务。
抗日战争
1936年1月，被派赴欧洲考察军事。1937年返国，旋任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七七事变”后，任第三战区江防军第十一军团军团长，参加保卫上海的淞沪会战。1938年3月，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总参议，7月，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皖南事变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接到《皓电》的第二天，就着手进行围歼新四军的部署。顾祝同首先对皖南国民党军作了人事调配，当时皖南新四军的所在位置，是在第二十三集团军的作战范围内，其“围剿”战斗理应由该集团军总司令唐
式遵负责。但顾对非嫡系的唐式遵并不放心，于是决定将自己保定六期的老同学上官云相从赣东前线调至皖南，由他来负责指挥对皖南新四军的作战。
1940年10月，上官云相到达宁国万福村，接替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王敬久在皖南的指挥任务。他到皖南后曾对部下讲：“我这次被调来皖南，主要是这方面战场辽阔，部队复杂;忠义救国军是帮会起家，只听戴笠指挥，不服战区调遣;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名义上归总部指挥，实际上只听共产党的指挥，对总部及战区什么表册战况都不报来。我的副司令王敬久资历浅，连冷欣(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隶属第三十二集团军)在内也不服气，当然搞不好。来时我经过上饶，三战区顾长官对我说：‘敬久在皖南驾驭不了，纪青你去指挥一定能搞得好，况且你和叶挺是保定军官六期同学(顾祝同、上官云相、叶挺均是保定六期同学)，你有办法指挥他。’顾长官都是把困难的局面交给我办。”
为了应付皖南的新四军，上官云相和顾祝同可谓绞尽脑汁。在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上，顾祝同曾表示“以政治人格担保”，保证新四军北移安全，并且也曾同意新四军先向南经族德转向东进，经宁国南侧，广德、郎溪之间，再经金坛、句容之间，从镇江以东渡江的北撤路线。1940年11月中旬，上官云相在宣城周王村会晤新四军军长叶挺，上官云相将北移路线由苏南北渡改为由径县往北开，然后在芜湖以西的荻
港附近过江到无为，大部队无法偷渡，为安全计，仍坚持由苏南北渡。上官云相表示，皖南新四军东开进入苏南，在镇江附近渡江也可以，但这仅限于非战斗部队，至于新四军之战斗部队，仍要从驻地往北开，进入沦陷区。在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上双方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但经过几次谈判，上官云相已基本掌握了新四军的移动方向。他认为“新四军北撤的可能较小，‘南窜’的可能较大”。其实，上官云相对新四军先南而东再在苏南渡江的路线是心知肚明的，这条路线是新四军屡次向上官云相和顾祝同明确提出的，但上官云相故意将这种移动路线称为“南窜”，并大造舆论，称“新四军北撤是假的，真的是要搞‘三山计划’，即‘南窜’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作为根据地。”以此蒙蔽不明真相的国民党中下级官兵，而且一旦发生冲突，可以将责任推到新四军头上，这一招可谓一箭双雕。
基于新四军最有可能选择从驻地往南开，经茂林、三溪、族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到苏南的漂阳，然后待机在镇江以南渡江的北移路线，上官云相作了异常周密的军事部署。1940年12月底，上官云相根据顾祝同的旨意，在徽州主持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第五十军军长范子英、第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第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第四十师师长方日英、第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第一四六师师长戴传薪、第三十二
兵站分监李锡庆、第二十三兵站分监郭叔皋、皖南行署主任戴戟等。第一O八师师长戎纪五因在宁国前线、第一四四师师长唐明昭在南陵前线，未能出席会议。
徽州秘密军事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为研究确定围歼皖南新四军的指挥人选及兵力配置问题。第三战区长官部参谋处长岳星明在会上传达顾祝同的指示：“新四军如果北撤，我们要‘掩护’好;如果‘南窜’，我们务要堵止住。无论如何，皖南必须统一指挥，这次打算由上官副长官负责统一指挥。”会议在研究使用兵力时，第三战区长官部原计划只使用6个师，但在会议进行中，蒋介石派专机送给顾祝同一封亲笔信，这封信由顾派人送给上官云相和参加开会的各军、师长看过，主要内容是蒋介石指示顾祝同转上官云相和有关的军师长注意，在行动中要特别秘密、迅速、彻底地把新四军消灭，不使漏网。顾祝同因而指示上官云相，在部署方面要特别慎重。上官云相于是请求顾祝同准他多使用兵力。这样由上官云相统一指挥的国民党军，除了原来的四十师、一O八师、五十二师、一四四师、一四五师、新七师6个师外，又增加了从浙东前线调来的七十九师和从浙西调来的六十二师。此时的皖南已屯集了国民党军8个师计8万余人的强大兵力，且并立着第三十二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总部，在对日作战紧张的1940年，如此的兵力部署是极不平常的。
会后，上官云相对部下说：“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顾长
官早就打算好了，才调我到皖南来担任这个任务的。我的总部可以说是最现代化的兵团指挥机构，自己没有私人的基本部队，但是指挥哪个部队都能作战，唐式遵他就办不到。”上官云相还召集第四十师、五十二师、七十九师师长密谈，面授机宜。并要求各部队在1940年底作好与新四军作战的各项准备，指示各军、师长要绝对保守机密，绝对不许暴露。
上官云相原来对新四军的编制、装备、兵力、部署等均不了解。1940年12月中旬，派往新四军的联络参谋闻援匆忙回到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偷得新四军兵力部署图稿一纸(旧的)，得悉云岭附近的新四军战斗部队有万余人。据此，上官云相认为：“按日寇作战规律，每季必来‘扫荡’一次，必须抓住这个间歇时期，发迅雷之势一举消灭新四军，战斗时期不能拖长，拖长有变，与国军不利。”12月29日，第三十二集团军制定的“肃清”皖南新四军的作战计划正式出台。其兵力部署：第二游击第八十八军、忠义救国军、第六十三师、独立三十三旅及苏南地方武力担任原阵地守备，防止苏南新四军策应皖南新四军作战;第二十五军的五十二师和一O八师，各仅留少数的一部对日寇监视守备，抽出主力进驻南陵、径县，准备对新四军作战;第五十军的一四四师、一四五师以及新七师之第二旅各留一部仍归该军部指挥，对日寇监视守备，抽出主力由刘雨卿指挥，进驻茂林以西一线，准备对新四军作战;第七十九师开太平;第六十二师开宁国;第四十师进
驻三溪。这样，上官云相便在新四军军部云岭以南地区布下了口袋阵，只要新四军一开拔，就将处于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1941年的元旦一过，皖南的新四军撤离云岭，元月5日，到达茂林地区。新四军军长叶挺派人送给四十师师长方日英一封信，大意是：新四军要向敌后进军，不日按照预定路线行动，请多多协助，并希望在本军经过的道路上予以让路，以免发生误会等等。方日英随即命令各团进驻各防地，占领茂林山道南下出口的制高点，并构筑工事，并立即对茂林方向的通路派出警戒部队，严密封锁道路，作随时应战准备。
皖南事变的枪声在茂林山区打响了。方日英接到双方交火的电话后，从床铺上跳起来说：“叶挺真的来啦!好啊，我就怕他不来，这一下他可上了我的当了，”
星潭虽是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落，但它却是王岭的出口咽啾，是通向三澳的必经之地。四十师已控制星潭周围的制高点，凭借工事顽强抵抗新四军的攻击，并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住隘口，新四军几度猛攻，均未得手。由于山高路窄，新四军的大部队无法展开，而四十师装备精良，配有德国造卜福式山炮，其战斗力是皖南国民党军中最强的，占有险要溢口。新四军攻击星潭受挫，且遭受很大的伤亡，严重影响了新四军的突围计划。当日晚，上官云相与方日英通了电话，对四十师的表现很满意。他对方日英说：“你们今天这个仗打
得很好，希望你们一点也不要放松，把叶挺的主力吸住了，不要让他跑了，现在东南西北各方面的部队均己到达预定的位置。合围的态势已成，只要到明天下午就可以合围。他再想跑也跑不了。”上官云相为了加强四十师正面的兵力，当即下令由五十二师、七十九师接替四十师右撰、左冀阵地：上宫云相对四十师下达指示：“从地形上看，茂林东南有王岭、东流山作屏障，预料新四军不会轻易放弃，如果我们攻下王岭、东流山，他就无险可守了。在我们说，居高临下不仅有瞰制之利，并且茂林如同口袋被我们扼住袋口。因此，四十师要全力攻击工岭，五十二师攻击东流山及其东北一带山地。”当日深夜。上官云相根据当日战况，向各部队下达命令：“新四军主力在茂林附近已被包围。为迅速彻底消灭新四军的目的,B日各师行动如下：四十师8日拂晓起继续攻击前进，务于黄昏前攻占工岭。并相继占领东流山顶。七十九师8日继续向茂林进攻，并与左翼四十师确保联系。五十二师8日除加强第一线兵力并作适当的纵深配备，严防新四军向东北方向突围，并以有力之部队协助四十师攻击东流。总部已命令西北方面的新七师和五十军一四四、一四五两个师，于8日确实占领茂林西北之各要点。各师要确实注意左右间的联络，夜间多派小部队不断袭击，扰乱新四军的阵地，使之疲于应付。”最后，上官云相严厉命令道：“现已对新四军完成四面包围之势，望各部队努力完成战斗任务，把敌人全部歼
灭。倘有作战不力被敌人突围逃窜者，对该部队长定以军法从事，严惩不贷。”而改向西南方向的高岭突围，大部队后卫变前卫，重新由原路折回，撤回途中部队秩序发生较大混乱。新四军主攻高岭的部队因向导带错路而误走镰岭，贻误了战机。国民党第七十九师已抢占高岭制高点，两军在高岭发生激战，形成对峙，新四军亦无法从高岭突围出去。当日，国民党第四十师、第五十二师在牛栏岭、榜山等地展开攻守战。
9日，上官云相给各部队下达全线总攻的命令。新四军决定再次变更突围方向，改向茂林方面突围，从铜陵、繁昌间渡江。新四军这一突围计划实在是为时已晚，国民党第一四四师已占领茂林，新四军在高坦与国民党第一四四师发生激烈战斗。当日，国民党军相继占领榜山、王岭，在东流山与新四军发生空前剧烈的战斗。
石井坑在茂林东南，四周被一片大山包围着，方圆不过五六里。国民党军向石井坑蜂拥而来，东北面是一O八师，东面是五十二师，西面是一四四师，西北面是新七师，西南面是七十九师，东南面是四十师，正南面是六十二师。新四军处于重重包围之中，孤立无援，只得固守石井坑。上官云相向官兵传达蒋介石手令：“活捉叶挺奖10万元，活捉项英、袁国平，各奖5万元。”
其他的白山、东村岗等制高点亦被国民党军攻占。被围石井坑的新四军已无险可守，决定于是日晚分散突围。国民
党第五十二师、一O八师、四十师、七十九师相继侵占了新四军的核心阵地。至此，国民党军围歼新四军的正规战斗已基本结束。
在皖南事变中，上官云相全权负责指挥，在战斗最紧张的7、8、9、10等日，上官云相在宁国南面的万福村总指挥部，夜以继日躺在鸦片灯旁边，床边安放电话，靠鸦片提神，使出浑身解数，精心指挥部队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基本围歼了皖南新四军，使蒋介石欣喜若狂，立即嘉奖各有功部队和人员。上官云相“战功卓著”，其第三十二集团军奖法币5万元，第二十五军作战特别卖力，也奖法币5万元。第四十师师长方日英，堵截新四军有功，相继晋升为副军长、军长;第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扣押下山谈判的叶挺有功，也晋升为军长;其他团长、副团长晋升师长、副师长者大有人在，其他战斗部队，则一一准予奖赏
1943年初，任第二、第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
解放战争
1947年任保定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天津指挥所主任，1948年1月，任华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去台湾。
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1950年4月4日辞去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职务随即退役定居高雄，信仰佛教，自
号“古穆和尚”。
1969年8月8日病故于台北。
1949年之后有多少位原国民党上将投身新中国革命建设以及安居生活
原创2021-11-1115:47掌心春秋
从史料记载中了解，1949年之前国民党在大陆授予的国军将官军衔有五千余名。1935年，他们又将上将军衔区分为特级、一级和二级三等，如果再算上中将加上将衔的，有近百名之多。
这些国民党高级将领，有的在战场上阵亡或病逝或被蒋介石枪毙或被解放军俘虏，有的起义投向人民怀抱，有的跟随蒋介石败逃台湾，有的流落海外等地寓居，走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如今，在许多现代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中的许多人的形象。
1949年后，投身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或在大陆安居生活的原国民党上将共多少、都有谁？不妨看看如下盘点：
国军一级上将程潜
历史上，程潜曾在孙中山时期任过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但真正让他青史留名的，还是1949年他和陈明仁将军在长沙通电起义，使湖南和平解放，免遭战火涂炭。
（刘伯承
程潜、陈毅在新政协会上）
当时，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贺电，称赞程潜等人“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程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1968年78岁时在北京逝世。
国军一级上将李济深
他曾任黄埔军校副校长，民革主要创始人。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1949年6月，代表民革在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时还是民革中央主席。1959年10月在北京病逝。
1965年回归祖国大陆的李宗仁
人们较为熟知，他是桂系代表人物，曾促成北伐。曾任南京政府代总统，民国陆军一级上将。1949年之后出走美国，最终与夫人郭德洁于1965年7月经瑞士、中东回到祖国大陆。在北京他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共领导人诚挚欢迎，李宗仁在机场宣读声明，表示要为完成祖国统一作出贡献。
1966年国庆节，毛主席邀请李宗仁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他。1968年8月，李宗仁生病住进北。临终前，他致信毛主席和周总理，表示：“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这个伟大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1969年1月李宗仁在北京逝世。
国军一级上将唐生智
早期曾任民国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1934年兼任国民训练总监部总监。他1949年参加程潜倡导的湖南和平起义，1950年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后来，他在北京见到毛主席、周总理时，坚定表示“跟共产党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湖
南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1970年病逝于长沙。
陈绍宽是国民党海军一级上将，他在民国初年曾任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南京政府时期任任海军部长。1945年后因拒绝内战而被蒋介石免职，隐居福建。1949年8月福州解放，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的张鼎丞，两次亲赴闽侯探访陈绍宽，诚恳请他出山，为革命工作。陈绍宽欣然表示，愿意参加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69年病逝。陈绍宽一生致力于发展中国海军，被誉为中国近代航母事业的先驱。
1949年后，选择留在大陆的国民党二级上将有傅作义、萨镇冰、于学忠、龙
云、卫立煌、张治中、刘文辉、邓锡侯、陈铭枢、卢
汉、蔡廷锴、鹿钟麟、邓宝珊、马占山、郭汝栋、王树常、张之江、吕
超等。
这其中最知名的，当属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巨大贡献的傅作义将军。
建国后，傅作义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家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为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74年在北京逝世。
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海军元老的萨镇冰，先后担任过清朝的海军统制、民国海军总长，还曾代理过国务总理。1946年，他在耄耋之年被授予国军海军二级上将并除役。1949年8月，解放军进驻福州之际，代总统李宗仁曾到福州向萨镇冰转达蒋介石之意，力劝他前往台湾，萨镇冰以病为由予以推辞，并发文拥护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等职。1952年在福州去世。
出身东北军的于学忠，是张学良将军的老部下、抗日爱国将领，陆军二级上将。历任东北军第1军军长、天津卫戍司令、国军第51军军长，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鲁苏游击战区总司令。曾参加津浦路南段战役、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会战，并多次与八路军合作抗日。建国后，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职，1964年病逝。
国军陆军二级上将龙云，曾主政云南18年之久。1949年8月他在香港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正式宣布起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62年在6月因急性心肌梗塞在北京去世。
知名度很高的卫立煌将军，1955年3月由香港九龙乘船到澳门辗转至广州，4月初到达北京，在火车站受到周总理、朱朱总司令亲自迎接，随即，毛主席会见并宴请了他们夫妇。
此后，卫立煌先后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0年1月不幸病逝。
张治中将军在1949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张治中毅然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
1949年9月，他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建国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国革中央
副主席等职，1969年4月在北京逝世。
蔡廷锴将军曾任国军第19路军总司令，1946年与李济深、何香凝等在广州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被公推为主席。1949年作为民主促进会的首席代表，应中共中央邀请参加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和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政协常务委员。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1964年之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68年逝世。
1949年宣布起义的刘文辉，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国家林业部部长。1976年病逝。邓锡侯当过国军集团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在川军中被视为领袖。1949年12月在四川彭县率部通电起义。1949年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水利部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55年9月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1964年在成都病逝。1949年在云南昆明起义的卢汉，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历任云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常委。1974年病逝。
陈铭枢是北伐时期的著名将领，铁四军元老。1947年6月，这位在抗日战争期间倍受蒋介石冷落的人被国民党政府授予上将军衔，成为手无一兵一卒的将军。1948年底，陈铭枢首先策动了陈仪起义。1949年春又进行了策动程潜起义等工作。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局农林部部长等职。1953年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1965年因病在北京逝世，曾亲自带兵把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的鹿钟麟将军，在北伐战争后，曾任南京军政部次长及代理部长、河北省主席、兵役部部长等要职，后下野寓居。1949年1月天津解放，他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积极参加街道工作。1955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66年病逝。
（鹿钟麟、溥仪、熊秉坤）
曾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的邓宝珊将军，是傅作义同人民
解放军谈判的代表，为和平解放北平立有功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政府主席，甘肃省省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1968年在北京病逝。
王树常早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张群、蒋介石等为上下届同学。曾任奉军第10军军长、奉系军令厅厅长、河北省政府主席、天津卫戍司令。1935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后长期寓居。1944年3月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1949年1月在北平迎接解放。后任国家水利部参事，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1960年4月在北京病逝。
张之江
河北盐山人，中国国术主要倡导人和奠基人，曾是西北军五虎将之首。当过察哈尔都统西北边防督办、代理国民军总司令、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主席。1936年曾组织国术代表队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10届奥运会表演。建国后，任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秋，国家体委在北京举行全国武术表演，他应聘为总裁判长。1969年病逝。
吕
超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国民政府监察院检查委员。1949年留居大陆，策动西南将领起义，促成成都和平解放。建国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1年在重庆病故。1952年病故
的还有郭汝栋将军。
曾是国民党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留在大陆工作和生活的将领有黄绍竑、蒋光鼎、张钫、刘多荃、黄琪翔、冯钦哉、何耀祖、田圣尧、刘兴、潘文华、马鸿宾、王缵绪等。
这里面比较特殊的人物是贺耀祖将军。人们大多都知道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其实戴笠一直是军统局的副局长，而局长却是贺耀祖。
贺耀祖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5年获授陆军中将军衔，任国民党兰州行辕主任，1938年2月加上将军衔，8月出任军统局局长。此后历任民国驻苏联特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重庆市市长兼重庆防空司令。1949年3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8月在香港通电起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地方政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1961年在北京病逝。
（这是曾任军统局长与副局长的比照图片）
黄绍竑是广西容县人。辛亥革命时参加广西学生军北伐敢死队，国民革命军第7军国民党代表。1927年后历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浙江省主席、湖北省主席。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长、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7年任南京政府监察院副院长、立法委员。1949年作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赴北平参
加国共谈判。谈判破裂后去香港，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旋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建立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法案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66年8月去世。
蒋光鼐是功勋卓著的抗日名将。淞沪抗战时，他指挥部队在闸北、江湾、吴淞、曹家桥、浏河、八字桥一带浴血奋战，打得日军先后四次更换主将，死伤近万人。新中国成立后，蒋光鼐历任广东省政府委员，纺织工业部部长，他是连续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及民革中央常委。1967年病逝。
张钫将军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1938年2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院长。1948年12月，策动并参加了国民党第20兵团陈克非部在四川郫县起义，对顺利解放四川、保全成都市民生命财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51年，中央统战部邀请张钫到北京，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毛主席见到他时，称之为“中原老军事家。”晚年张钫响应周总理关于撰写文史资料的号召，从1960年起，写出约30万字的回忆录，记述了从清朝末年到1949年起义几十年间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为后人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提供了珍贵史料。1966年病逝于北京。
刘多荃，长期在东北军任职，曾参加西安事变，担任捉蒋行动总指挥。1937年之后历任国民党第49军军长、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任热河省主席、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国民党华北"剿总"副司令。他1948年底离开军旅赴香港，1949年8月在香港联名通电起义。建国后曾任政务院参事，辽宁省交通厅厅长，辽宁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辽宁省第五届人大副主任，民革辽宁省主任委员，1985年病逝。
黄琪翔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炮兵科，曾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大革命时期历任粤军团长、师长，第四军军长等职，被誉为北伐名将。抗战时先后任国军集团军总司令，第五战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副总司令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国家体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1970年逝世。
冯钦哉抗战时期被任命为第二战区第14军团军团长，第14集团军代总司令。内战爆发后，曾参加对张家口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后历任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张垣绥靖公署副主任、北平行辕副主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1948年拒绝南逃，积极支持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加入民革，曾任北京市政协委员。1963年病故于西安。
佩戴过国民党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的田颂尧，1910年加入同盟会，曾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之后加入川军，官至四川剿总第2路总指挥。1935年，因围剿红军失利被撤职，后任军事参议院参议寓居成都。1949年12月在四川彭县参加起义。后任新中国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民革四川省委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1975年在成都病逝。
刘
兴是唐生智将军的旧部。1949年7月任湖南绥靖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参加程潜和陈明仁领衔的湖南和平解放义举。1950年4月任湖南省政府委员、省参事室副主任，后改任湖南省体委副主任。是湖南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1963年在长沙去世。
潘文华历任川军教导师师长兼重庆市长、国民党第七战区23军军
长、28集团军总司令兼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12月与刘文辉、邓锡侯一同起义。曾任新中国西南军政委员会常务委员。
马鸿宾，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甘肃省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历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甘肃省副省长等职。
王缵绪1949年12月在成都宣布起义，建国后曾先后被安排为川西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未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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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军轶事（两则）
一
叶飞将军，身材颀长，眉目清秀，理分头，戴眼镜。虽书生模样，然举止果毅，智勇过人，及老体微胖，额高面宽，更显霸气纵横。
严政将军告余：韩先楚脾气暴，人人畏之，然韩先楚独见叶飞将军则畏之。
建国初期某日，严政至福州军区司令部理发室理发，见韩先楚将军先进，须臾即出，严政问之：“怎么不理了？”答：“人太多，人太多。”急走。
严政将军继进，则见理发室空空荡荡，惟中间座位，安然坐一人，谈笑风生，气势不凡，叶飞将军也。
其时，叶飞任福建省委书记，韩先楚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严政任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
严政将军言：叶飞将军任福建省委书记时，部队官兵仍称其为叶司令。
某日，福建省召开地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将军到会讲话，他竟然说：“我是上将，你们地委书记就是中将，县委书记就是少将，以后部队出什么事，你们第一把手要负责。”
二
/51975年，中国和菲律宾建交。菲律宾总统马克斯访华，送周恩来总理数盒雪茄。总理取一盒转送叶飞将军，他说：“叶飞同志是中国的将军，也是菲律宾的儿子。”
叶飞将军，出生于中菲混合家庭。父亲叶荪卫，福建南安人，1900年漂洋過海，至菲律宾奎松省地亚望镇谋生。后娶当地人麦尔卡托小姐为妻，初生两子：长子叶启存；次子叶启亨，即叶飞将军，菲律宾名为西思托·麦卡尔托·迪翁戈。
叶飞将军5岁被其父送回中国，由其父前妻抚养。14岁参加中共地下党活动，及长，成福建共产党之中坚分子。
1933年冬，叶飞将军由福州中心市委派遣至闽东巡视工作，组织了著名的“霍童暴动”。某日，将军至福安狮子头某客店与地下党接头。店主领将军上楼吃饭。片刻，将军忽闻楼梯响，即见三陌生人，不及拔枪，三陌生人齐上，开枪击之。将军头部、胸部、手臂皆中弹，鲜血淋漓。然神志仍清醒，竟顺着楼梯一级一级往下爬，爬至客店外一水沟旁，昏迷。
叶飞将军回忆：“醒后躺于一张床上，四壁粉墙，油灯闪烁。所幸当地我党群众基础好，听到枪声即派人来观察，因此获救。”
据悉，枪杀叶飞将军者为福安县国民党派出的特务队。
1938年1月，叶飞将军由闽东下山至福州，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事。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于省政府会见叶飞。叶飞将军进办公室，陈仪仔细打量，惊讶曰：“你就是叶飞？！”将军答：
/5“是呀。”陈仪情不自禁说：“你是个书生嘛！”当晚，陈仪设宴招待。叶飞将军特意缴获国民党军保安旅旅长毛料军服，昂然入席，目不旁视，国民党军方面如保安司令等人虽不悦，亦难言。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飞将军率山东野战军一纵进驻山东华丰。华丰有一日军仓库，物资甚丰，由二旅之一营看管。纵队规定，待清点后分发各旅，而二旅则以看管之便，偷运物品。
事发后，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汤光恢、纵队副政委谭启龙先后到现场阻拦，二旅官兵了无避意，副旅长王胜更傲气十足，并嘱加快运送。
叶飞将军闻之大怒，乃驱车率一警卫，始入仓库门，二旅官兵望其神姿，如鸟兽散也。副旅长王胜亦大惧，束手就擒，称罪不迭。叶飞将军将其捆绑带回，关禁闭半日。
据云，陈毅、粟裕至西柏坡，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汇报工作。谈至午夜时分，毛、周、朱均精力不支，哈欠不断，忽闻叶飞捆绑王胜事，均来精神，询之甚详。毛泽东听粟裕详细介绍后说：“哦，原来如此。”有好奇之心，无批评之意。
新四军老战士丁公量告余：1946年冬，华东野战军发起宿北战役。
叶飞将军奉命由集结地域新店子率部队三路出击。其时，天已黑，行数里，将军见四面火把如龙行，敌不像撤退阵势，急命
/5部队退回。
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闻之大怒，因一纵回撤，其他部队均不能动了。一纵副政委谭启龙、副司令员何克希等都批评叶飞不该率部后撤，叶飞将军埋头始终不吭一言。
次日，叶飞将军主动请战，率部奋勇穿插，激战三小时，全歼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师之一旅。捷报传来，将军喜不自禁，一跃而起，如孩童般伸双手，将副司令员何克希的脑袋拍得“啪啪”响。
四
叶飞将军作战，决心大，敢负责，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魄力。
军史载，1949年4月20日午夜，渡江战役开始。英军舰突然向解放军渡江部队开火，炸死第二十三军主攻团团长邓若波，炸伤团政委等40多人。渡江部队奋勇还击，英舰“紫石英”号等中弹逃遁。
4月30日，毛泽东主席为此事件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叶飞将军言，其时，渡江时间将到，而英国军舰则继续向前行驶。陶勇部请示怎么办？将军大声命令开炮。后来，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来电话查询：“你们怎么同英国军舰打起来，谁先开的炮？”
叶飞将军急答：“英国舰队先开炮，我们是自卫。”电话搁下后，将军立即摇通陶勇电话，与之订“攻守同盟”，统一“英国人先
/5开炮”之口径。此段经历详载于叶飞将军回忆录。
1939年5月17日，叶飞将军率新四军挺进纵队假道而占郭村，韩德勤趁机鼓动二李（李明扬、李长江）攻打郭村。当是时，陈毅闻之急甚，三次急电命叶飞：尽量避免与李冲突，切不可在郭村孤军御敌。将军复电陈毅，仍称坚持保卫郭村。陈毅更急，回电：6月28日便衣渡江，一切候在我到时再议。叶飞将军接电后未予理睬。
6月28日，郭村保卫战打响。其时，陈毅已至新老洲，闻之大骂叶飞：“冒失鬼，初生之犊不畏虎。”又言：“这下好啦，就等我来收容你叶飞吧……”
7月2日，郭村保卫战胜利结束。李长江三次总攻，被歼三个团，仓皇而退。
7月3日，陈毅至郭村，见叶飞将军，仍不悦，说：“本来我是来骂你们的，但你们打了胜仗，我还有什么好讲的！”陈毅又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危险哪，如果打不赢，你要全军覆没的，懂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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