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西汉官吏唐蒙受命说服夜郎侯归汉,得到夜郎侯的同意。为开发西南地区,唐蒙大规模征发巴蜀吏卒,巴蜀士兵役夫苦不堪言,或逃亡,或自残。为控制局面,唐蒙以军法诛杀其首领,引起巴蜀百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跟司马相如学公文写作策略【完整版】,供大家参考。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西汉官吏唐蒙受命说服夜郎侯归汉,得到夜郎侯的同意。为开发西南地区,唐蒙大规模征发巴蜀吏卒,巴蜀士兵役夫苦不堪言,或逃亡,或自残。为控制局面,唐蒙以军法诛杀其首领,引起巴蜀百姓惊恐不满。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回到巴蜀,“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圣上)意”,因此就有了司马相如这篇《喻巴蜀檄》。
《喻巴蜀檄》最早收录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其篇幅短小,仅几百字,但言简意赅、耐人寻味,特别是在谋篇布局上合乎古代“起、承、转、合”四字章法,其潜藏的写作策略可概括为“抬、择、摆、裁”四字。现结合原文,赏析如下。
念好“抬”字诀:提高站位,从称颂汉武帝英明起笔
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安集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屈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颡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堕怠,延颈举踵,喁喁然皆向风慕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第一部分为“起”。司马相如并没有就事论事地从唐蒙“诛其渠帅”谈起,而是从高处着眼,拿出全文五分之一的篇幅来彰显汉武帝“存抚天下,安集中国”的仁德,歌颂其安定四方、平定天下的丰功伟绩。这样做在政治导向上无疑是正确的,而且从当时看,塑造君王的良好形象对山高路远的巴蜀父老来说是必要的,可避免出现所谓“夜郎自大”的误会。更为重要的是,司马相如的这段铺陈,既生动刻画出汉武帝雄才大略的形象,也为后面的说理批评埋下了伏笔、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将这一部分的写作策略概括为“抬”(称颂汉武帝)。
念好“择”字诀:加以区别,唐蒙所为非圣上本意
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
第二部分为“承”。这一部分承接上文,从宏大背景落到当前具体事件上。司马相如指出,唐蒙奉汉天子之命通西南夷,并不是要兴起战火,而是出于传播文明、教化天下的目的。“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这番话在一定程度上斥责了唐蒙惊扰百姓的不当处理,安抚了巴蜀民众情绪,同时也把汉武帝的本来想法同唐蒙的错误做法作了适度区分。我们可以将这一部分的论证策略概括为“择”。
必须看到,唐蒙是朝廷命官,其“略通夜郎、僰中”的主张同汉王朝开发西南地区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责备唐蒙是处理突发性事件的必要行动,朝廷的真实意图显然不止于此。最后一句“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如图穷匕见,直接点明了这篇“公告”的核心论点。
念好“摆”字诀:对比论证,转向对巴蜀父老教导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为通侯,处列东第,终则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第三部分为“转”。这是本文的重点,直接从对唐蒙的批评转向对民众的教化。为论证巴蜀民众的做法“亦非人臣之节”,司马相如巧妙地树起了“边郡之士”这个先进典型,通过描写急国家之难、乐尽人臣之道的“边郡之士”,来反衬巴蜀民众的不当。两相比较、高下立现。
需要注意的是,司马相如并没有简单地进行政治说教,而是从巴蜀民众切身利益出发,对他们“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表示悲哀,为他们生没有“位为通侯”,死也不能“遗显号于后世”感到遗憾。显然,这种说理方法更易为巴蜀父老认同接受。我们可将这一部分的分析策略概括为“摆”(摆出“边郡之士”,与巴蜀父老作对比)。
念好“裁”字诀:合题定调,事理昭然而从速宣告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悌以不教诲之过。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已亲见近县,恐远所谿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喻陛下之意,无忽。
第四部分为“合”。这部分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综合前面论述,直接总结点题。如果说前面三个部分分别是“抬”“择”“摆”的话,那么,最后这部分就是“裁”(作出裁决:唐蒙固有不当,但巴蜀父老也有错误,各打五十大板。但也表露了司马相如的封建臣道的役民观)。第二层意思是“亟下县道,使咸知陛下之意,无忽”,即刻传达,不可疏忽。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提要求”的相关表述,司马相如用“方今田时,重烦百姓”8个字,在表达汉武帝高度重视的同时,也传递了汉武帝知晓田时、不忍扰民的体恤之情。
综上,司马相如运用“抬、择、摆、裁”策略,按照“起、承、转、合”章法逻辑撰写了这篇檄文,其立论明确坚决如机发矢直,而其行文则起承转合似涧曲湍回,达到了“四个满意”效果:
一是司马相如的这篇文章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贯彻了领导意图,汉武帝对此非常满意;
二是对唐蒙的批评拿捏很到位,既对上对下有个交代,又保护了其开拓西南、为国尽忠的积极性,唐蒙比较满意;
三是充分考虑了民众心理,把握好角度说理,让巴蜀父老深受教育,从《史记》等史书的记载看,檄文得到了巴蜀父老认可,巴蜀父老满意;
四是这篇公文灵活运用对偶、铺陈等修辞手法,具有极高的文学水准,在公文写作史上留下了熠熠生辉的印记,后世读者满意。
《喻巴蜀檄》名列《昭明文选》“檄文”部分的第一篇,其谋篇布局和写作策略,对当下公文写作不无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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