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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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损害及应对措

施

2020-07-19 10:41来源：《经济与管理研究》作者：唐任伍、李楚翘、叶天希内容提要：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给面临复杂内外部环境挑战的中国经济带来极大外部冲击。疫情的高度传染性和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领域总需求和总供给层面均造成不同程度的直接损失，同时也通过对产业链运行的影响、对就业的影响及中小微企业生存根基的挑战，给经济长期发展带来间接负面影响。面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应以财政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工具为主帮助企业开展生产，以促进疫情带动的新产业和新发展模式助力经济恢复，以扶持中小企业应对危机并实现发展变革、增强经济活力，并以地方政府治理的系统性改革为提振市场信心提供保障。

关键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直接损失间接损失经济恢复发展模式

一、研究背景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本着对人民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使命担当，统一部署全国各地各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有力的防控措施，控制疫情传播。疫情必然带来损害，而经济作为决定上层建筑、保障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基础，其在疫情中受到的影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突发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典型的外部冲击，不仅使经济运行和行业发展出现短期动荡，也将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模式的变革升级

以及未来经济的总体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持续性影响。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中提出明确要求，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继续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而努力”，“要密切监测经济运行状况，聚焦疫情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围绕做好‘六稳’工作，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

由流行性、传染性疾病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共同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特别是在全球化分工与协作高度紧密的现代社会，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福祉的影响更加凸显。因此，许多国内外学者立足于学科使命，将研究目光投向包括SARS、H7N9、埃博拉等病毒传播引发的突发或重大疾病疫情，以经济学分析范式和逻辑框架深入探究其经济和社会影响，揭示从疫情中暴露出的政策局限和弊端，从而寻求危机防范和避免的科学路径。这些研究，有的在初步经济数据基础上就疫情对各行业乃至经济发展总体的影响进行分析，有的则基于经济发展统计数据构建实证检验模型，量化分析疫情对经济生活各层面产生的实际影响；此外，对不同疫情经济影响的比较分析，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对疫情减损经济成果范围和程度的国际考察等研究也取得了

突出成果。尽管现阶段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发展阶段，受实际持续时间和防控成效等不确定因素限制，无法准确评估其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但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做出预判，并为将政策条件引入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奠定基础，正是以经济学思维助力疫情应对的现实价值所在。同时，已有研究在分析疫情经济影响的过程中对环境因素

的识别、经济层面的划分及影响程度的衡量等都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借鉴。鉴于此，本文将结合中国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发展的数据初步分析并预测其基本走势，以此为依据全面研判此次疫情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及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为疫情控制后的市场恢复和经济发展献言献策，以期充分发挥经济政策的事前准备作用，合理化解疫情的经济冲击。

二、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发生和发展态势

以首例可追溯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为起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自2019年12月8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开始流行，由于对这种新发传染性疾病认识不足以及此后适逢春节人口流动大潮，导致疫情在短时间内向上海、北京、广东、浙江、四川、湖南等省（区、市）迅速蔓延。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截至2020年3月18日24时，全国（包含港澳台地区）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 928例，其中死亡病例3 245例，死亡率4.01%。相较而言，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死亡率虽低于2003年SARS疫情9.2%的死亡率，但其累计确诊病例数在三个月时间内已达到SARS疫情临床诊断病例总数5 327例的15倍之多，可见此次疫情传染性更强，势必需要更强有力的防控措施。

面对疫情发展的严峻形势，2020年1月23日武汉全面封城，从源发地阻断疫情传播并为全国的疫情防控创造条件；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并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推动有关地方全面加强防

控一线工作。在党中央统一指导部署下，全国各地相继出台并采取了一系列关于新冠病毒潜伏期隔离观察、延长春节假期、延迟节后复工等疫情监测和防控举措，以求在最快时间内使疫情进入稳定和收缩状态。总体来看，自2月3日开始，湖北以外地区新增确诊病例数呈明显的连续下降态势（见图1），显示出阻断传染源后，全国各地输入性病例得到有效控制。而湖北作为疫情源发地的情况相对复杂，但从2月4日起新增确诊病例数虽有波动却也呈总体下降趋势，其中，2月12日因湖北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修正版）》，开始将疑似病例中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者确定为“临床诊断病例”，并纳入确诊病例统计，故数据一日暴增失去了统计学上的参考意义，除去此日依然可以看出，随着湖北的病例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工作的持续推进，新增确诊病例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稳步下降（见图1）。

另一方面，根据疫情观察—疑似—确诊—康复（或死亡）的诊断程序判断，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是确诊病例的潜在性指标，直接影响疫情未来发展态势。从统计数据看，在2月4日之前，全国疑似病例和追踪到的密切接触者已达到很大基数，预示着后续新增确诊病例会继续增加，但尚在观察的密切接触者人数于2月4日趋缓并在保持稳定的同时出现下降迹象（见图2），说明在全国大力防疫举措下，对疫情传播源的控制已初见成效，为及早进入基数消化阶段争取了时间和空间。同时，新增疑似病例数也从2月5日后呈现下降态势（见图2），释放出疫情稳步控制的积极信号。只有新增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逐步减少，才能够以更充分的医疗资源逐步治愈存量病例，使疫情收缩直至消失。

随着卫生医疗方案不断优化完善，以及全国范围内采取的防控干预措施对疫情内生进程阻隔作用的充分发挥，从3月6日开始，全国每日

新增确诊病例和新增疑似病例均下降至两位数，到3月18日，全国各地包括湖北省武汉市这一疫情重灾区在内，已无本土新增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疫情总体得到有效控制并进入确诊病例加速消化和清零阶段。但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疫情发展形势却格外严峻，已报告病例的国家和地区达159个，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18万例。全球疫情的快速扩散使得中国在取得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的同时，面临着巨大的输入性压力和风险，实现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完全控制的目标依然艰巨。因此，在继续加强和巩固防控成效的同时，前瞻性地分析此次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及疫情消散后的经济状态和政策导向，对稳定由疫情引发的社会恐慌和震荡、最小化疫情负面影响至关重要。

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

21世纪以来，中国先后经历过数次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危机，它们对经济社会运行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效应。其中，2003年SARS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短期冲击幅度最大，也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存在更大的相似性。因此，通过与SARS疫情进行初步比较来预估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经济影响规模，不失为一种最为直观的方法。但总体来看，从此次疫情的内在特征，到疫情爆发所处的国内外环境都凸显着有别于以往危机的特征，历史经验虽具有重要参照借鉴价值，但难以凭此客观评估当下疫情的实际经济影响。由此，有必要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及其影响经济的特殊性进行剖析，从而更全面、客观地分析其对经济领域各层面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损失。

（一）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特殊性

从疫情发生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并面临着奋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的重要任务；同时，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抬头、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贸易体系改革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不确定性相互叠加，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愈发复杂严峻。当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无疑是对中国现阶段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的经济系统的极大外部冲击。但与经济体内生动因引发的经济危机不同，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作为影响经济运行的外部因素，不足以构成对经济发展整体态势的主导性影响。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国内生产总值（GDP）已占世界的16%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并有着足以抵抗各种外部冲击的经济韧性、潜力与活力，中国经济动力澎湃，其奔腾向前之势绝非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飘风骤雨所能动摇。再加上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因此，即使疫情在短期内、阶段性地引发经济的波动，但终不会成为常态。

从疫情波及范围来看，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扩散和波及区域在中国是空前广泛的，疫情在短时间内以湖北为中心扩散至全国。为控制疫情，武汉采取整座城市隔离、31个省（区、市）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但由此产生的经济成本及造成的经济冲击也必然是全国性的。一方面，深度推进防疫工作面临巨大压力，疫情及其防控对企业复工和劳动力就业造成极大困难；另一方面，此次疫情确诊患者超过

100人的地区已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经济活跃和发达的地区，疫情对这些地区第三产业、居民消费以及地方政府财政等方面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将更为严峻，对经济的短期拖累也更为明显。

从疫情影响程度来看，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具有可变性和差异性。可变性集中体现在防疫政策对疫情经济影响的调节和控制。与自然灾害对当下财富造成损害不同，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程度除了与经济系统内外部环境及其抗冲击能力相关外，还直接取决于疫情的传播速度、扩散情况和防控效果，短期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能够相应地降低经济损害，反之，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将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同时，如不注重对疫情控制后恢复经济、稳定增长的政策规划，疫情爆发对人们造成的心理冲击和悲观预期很难在短时间内消失，那么疫情对经济的滞后影响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出来，因此，客观分析疫情的经济影响需要将政策对疫情的应对同时纳入考量范围。而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差异性表现为其对经济中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更具体的则是在当前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条件下，疫情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不仅会有短期和长期、直接和间接影响之分，还有正面和负面影响的差异。

（二）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的直接损失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大规模爆发对经济造成的直接损失主要来自

于其对供给和需求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公共部门为疫情诊疗及检疫、预防而负担的成本，但因总供给和总需求影响整个宏观经济领域运行，

加之财政对缓解疫情冲击所具有的政策空间，疫情对财政预算的影响相对有限。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直接成本花费巨大。截至2020年3月18日，在全国80 928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确诊感染者中，已累计治愈出院70 420人，排查追踪密切接触者近69万人，如此庞大数字的背后是从中央到地方为此投入的巨额资金。财政部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的数据显示，自疫情发生以来至2月13日，各级财政投入805.5亿，其中中央财政投入172.9亿元。加上各地和军队抽调上万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购买防控新冠病毒肺炎所需的医疗和医药设备、新建和征用隔离医院，以及全国各地为阻断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传播所采取的各种排查手段、隔离措施动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需投入在3 000亿元以上。这些显性损失是可计算、看得见的。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宏观经济总需求和总供给造成的直接冲击是

相当明显的。在影响总需求的传导机制上，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使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其中消费冲击最为突出。近年来，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扩张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此次疫情在传统的春节消费黄金周大规模爆发，且主要疫区消费潜力巨大。受疫情影响，人们纷纷改变原有计划，尽可能减少外出、取消集聚，全民防疫使消费需求大幅度降低，以内需为主的经济结构受到巨大冲击。而消费需求的骤减对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造成的直接损失最大，文化旅游、交通运输、餐饮服务、休闲娱乐、教育培训等依赖人员

流动和互动进行消费的服务类行业首当其冲，疫情期间收入出现断崖式下降，图3呈现的春运期间特别是节后全国旅客发送总量相比同期超过80%的下降便是一个重要体现。2003年SARS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样集中在第三产业，但第三产业比重较小因而对GDP总量影响不大。如今，中国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达到60%以上，就业人员近4亿，疫情对第三产业的重创不仅会暂时阻滞国民经济总体增长，还将对全社会就业形势和社会稳定形成巨大压力。根据国家统计局4月17日发布的一季度国民经济数据，2020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206 504亿元，同比下降6.8%，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下降5.2%。在投资和出口方面，疫情防控使春节假期延长、企业复工延迟，使生产无法正常运转，制造业、房地产投资等出现短期停滞，其在统计数据中的表现为，一季度除与抗疫相关行业投资保持增长外，社会领域投资总体下降8.8%。而随着疫情国际影响的升级，世界多国对中国采取停航措施，使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外来投资受到阻碍。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总供给的冲击则是在生产要素流通受阻和短期恐慌性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疫情影响下，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严格限制甚至中止，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原料供应、市场营销等活动也被迫暂停，不得不面对停工减产带来的经济损失，服务业、工业增加值出现明显下降，更进一步也会对中国通过供给侧改革培育出的有利于促进高品质消费的优质供给造成冲击；在农业领域，受餐饮行业需求下降的影响，农副产品运销面临内需萎缩和外销受阻的双重困境，对继续维持农业生产供给产生巨大的经济压力。此外，疫情的发展叠加恐慌性抢购需求的冲击，也导致食品、医药用品等基本生活物资生产供给不足，从而出现短期物价上涨。但随着疫情稳定，恐慌性需求下降以及稳健货币政策持续引导调控，物价上涨会得到有效缓解。

（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的间接损失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直接损失虽然在短期内表现直观而突出，但其中部分损失，特别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服务行业的经济损失会在疫情结束后，随着需求的重新释放而得以恢复和弥补。而疫情对经济领域带来的间接影响和损失却不会在短期内完全显现，但其影响和规模亦不可低估，对工业产业链运行的间接影响以及对就业、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生存发展带来的挑战，都会对中国经济长期平稳发展造成连锁性的不可逆损失。

第一，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通过影响产业进而给居民就业带来巨大压力。全国就业人口达到7.8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 077万人，其中本地农民工11 652万人，外出农民工17 425万人。如前所述，自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城市中的建筑、餐饮、旅游、文化等各类服务行业普遍停业，除少数企业有条件开工以外，绝大部分企业复工遥遥无期，就业人员蜗居在家，心急如焚。更有800多万大学生、研究生等待就业。而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阻断了吸纳就业人口最强的服务业产业链，间接造成巨大的就业群体就业出现难题，而这些人群的就业状况如何，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消除绝对贫困目标任务的实现。因此，这也正是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2020年中国经济带来的一个严峻挑战，它直接危及这些人的收入增加和民生改善，如果疫情延续3到4个月，仅3亿农民工的收入就将损失3万亿之巨，如果加上农村旅游业、文化产业、农林牧副渔产业、交通运输业等直接和间接损失，2020年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仅对农村农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消除绝对贫困带来的间接损失就不会少于10万亿元。

第二，工业通过复杂而精密的产业链条串联起不同生产环节的企业，这些不同环节联系紧密又相互制约和影响，从而将疫情对企业停产停工的暂时影响放大至长期。此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发展最为严重的武汉不仅拥有汽车、电子、生物医药等领域成规模的产业集群，还占据着九省通衙的优越位置和发达的交通物流，对全国工业的影响举足轻重。疫情使武汉进入“封城”状态，因武汉生产和物流中断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很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导致转移替代，给被替代企业带来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并改变整体产业生态。从全球工业链来看，中国工业产业是国际工序分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疫情不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使经济尽快复产复工、进出口贸易恢复正常，中国在全球工业产业链的地位也将受到极大挑战，一些停工的制造业企业连同下游供应商将在世界工业生产前进的滚滚车轮下被淘汰出局，影响工业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贡献。

第三，疫情使经济活动放缓或暂停，企业的正常经营计划被打断，但在资金周转困难的情况下仍需支付租金、贷款利息等固定费用支出，对体量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而言无疑是沉重负担，其中既包括中小微企业中占比最大的制造业中小企业，也包括受疫情直接冲击最明显的服务业中小微企业，都有因资金链断裂而难以为继、破产倒闭的风险。然而，中小微企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关乎着最多的就业岗位和技术创新，其生存困难甚至破产倒闭将引

发大量失业问题，降低收入水平、损害民生改善成果，并进一步影响人们对未来的消费信心，对长期经济循环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冲击。

尽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短期内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直接损失，并有在长期发展中逐步扩大间接损失的可能性，但总体来看，基于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经济内在韧性的增强，疫情短暂、有限的外部冲击不会使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发生改变，中国政府有充足的货币和财政扩张空间限制疫情危机对经济的最终影响。从辩证视角来看，此次疫情危机也是对中国经济内在免疫能力和协调发展水平的一次考验和检视，危机预示着新的机遇，它将促使中国着力改善疫情影响下暴露的经济薄弱环节和社会治理问题，推动经济社会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

四、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控制后经济恢复的对策建议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经济运行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在全力完成疫情防控这一当务之急的任务同时，应及早考虑和部署恢复经济的政策和干预措施。一方面，针对疫情对经济带来的短期震荡，应以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并宽松的货币政策作为政策主力，帮助企业恢复生产、重振受疫情压制的消费预期；另一方面，要充分把握新机遇，引导促进疫情相关产业发展和中小企业模式变革创新，并加快地方政府在信息披露、医疗卫生、应急响应等方面的系统性改革进程，奠定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来源和制度保障。

（一）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发力帮助恢复生产

虽然疫情防控是当前的主要矛盾，需要全社会各部门不遗余力地严格防守，遏制疫情发展和影响扩大。但与此同时，政府也需未雨绸缪，在保证防控疫情的前提下对生产恢复提前做出安排和部署，稳定企业和个人预期，为日后工作重点从疫情管控向恢复生产的转换做好准备，以将疫情的经济冲击降到最小。

财政政策方面，应采取以中央财政为主导的财政扩张政策。因赤字政策在世界各国的经验中表现出很强的路径依赖，政府债务居高不下并会在长期积累中形成债务危机的风险，故而，减税和增支或为更谨慎的选择。财政政策要规划缩减政府其他开支，并有针对性地为抗击疫情提供财力支持，包括对患者救治、疫苗研发、防疫检疫等涉及物资和人力资源成本的补贴；同时，加大中央财政对疫情地区地方财政的一般转移支付力度，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并对因疫情停产停工而使生产经营陷入困境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减免或缓征税费，帮助他们稳定资金链条，度过短期危机，并为日后推动整体经济逆流而上积蓄力量；此外，财政政策还需提前做好基建项目储备，疫情过后对基础设施建设减税，以刺激需求、稳定就业，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货币政策方面，要与财政政策相适应保持适当宽松。根据疫情经济影响后的数据分析，要果断采取降准降息政策，保障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促进社会融资增长，减轻企业还本付息压力并维持资金链的接续；另外，也可考虑对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地区和行业提供额外的信贷支持，并为相关企业提供还本付息延期支持。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并不是经济活动的完全消灭，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形式转换和时间转移。因此，如果政策引导能够释放出稳定市场的强有力信号，促进社会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全面恢复并扩大有效投融资，就能消除疫情影响给人们带来的心理恐慌和高度风险感知，重拾积极的未来预期，促使一部分行业特别是旅游、餐饮、交通、娱乐等服务行业遭受抑制和损失的经济活动出现反弹趋势，并与疫情冲击促成的行业模式和消费方式的创新相结合，进一步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以促进疫情带动的新经济发展助力经济恢复

尽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作为一种突发危机造成的损失是一种负经济效益，但其直接或间接带动的部分产业和新经济发展以及发展模式的变革创新，于经济社会长期发展而言则具有正经济效益。因此，在不确定性的环境里，培育和保持持续而灵活的适应性，充分把握疫情赋予经济发展的新契机，便能在促进特定产业发展的同时为经济整体回升并实现可持续的新增长提供强大助力。

首先，疫情期间，由于人们慑于病毒的传染性，尽量将接触性活动降到了最低，在使基于大众社会活动的行业受到重创的同时，却为非接触的新经济发展提供了无限消费需求空间，而疫情的爆发也再次引发人们对医疗和卫生防护的高度重视，使健康产业迎来新契机。对此，疫情控制后，一方面，要继续鼓励和引导非接触新经济发展，规范、优化已相对成熟的电子商务、在线教育、在线娱乐等项目的商业运行模式，扶

持以创意为主的非接触文化产业系统发展，并推动智能化远程办公相关产业的技术升级和完善，为便捷高效地开展工作提供依托和保障。另一方面，顺应疫情给医疗卫生和健康产业带来的机遇，在推进和保障医药制造工业、医用防护品及相关消毒洗涤工业的正常生产基础上，不断提高产业的专业化、技术化水平，以满足市场对医疗卫生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更高要求；同时，鉴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高度传染性，大力支持、实施一批疫苗重大科研攻关和研发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国内乃至全球市场也将有不可估量的效益前景。

其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无论是新冠病毒肺炎病例诊断、治疗到病原体探究、疫苗研发，还是疫情控制后促进相关新经济产业的发展崛起，无不以科学技术为根本手段，以科学家、科技工作者的忘我付出、争分夺秒为制胜关键。因此，要在全社会树立重视科技创新、尊崇科技工作者的思想意识，不断扩大科技的资金投入比例，提高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工作条件、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为科学研究活动的开展积累雄厚的物质和人力资本，从而推动一系列新兴技术和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以技术进步克服生产要素的报酬递减，从而保持经济的高质量增长活力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此外，与其他传染性疾病疫情相同，此次疫情发生的根源仍然是人与经济和自然环境的不协调因素。正如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所强调，人与环境的和谐是人类健康和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虽然近年来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已取得突出成就，但疫情的爆发直接揭

示出，改善人们不良的卫生和生活习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依然任重道远。要更充分、全面地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经济发展模式向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与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相协调并获得环境系统支持和服务的绿色发展模式转变，为产业发展、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营造全面可持续的和谐氛围。

（三）以帮扶中小企业发展变革增强经济活力与弹性

中小企业的发展体现着整个经济体系的活力与弹性，也与最基层的民生联系最为紧密，因此，中小企业在面临疫情冲击后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蜕变很大程度上预示和决定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增长的前景。为此，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审时度势，根据疫情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中小企业造成的冲击出台相应应急扶持政策，包括固定支出减负支持、财税支持、金融支持和就业稳岗支持等层面的细致可操作部署，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更重要的是，中小企业自身更应在疫情危机的磨砺中坚定自我发展的信念，在逆境中把握发展机遇并实现企业的创新变革，从而化危机为动力，成为经济增长中的活跃要素。

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出现的突发性，到疫情持续时间和政策对冲成效的不确定性，充分说明如今人们所处的生产生活环境已不再是确定的、可预测的、机械的，而是以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为基本特征的。在这种环境下，中小企业要实现长期发展更应确定以价值增长为目标的转型方向，适应并能够在不确定性的环境持续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第一，中小企业要将创新作为驱动增长的核心要素，认识到在疫情影响下更充分显现出

的互联网、数字化技术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从商业模式、组织运行模式、社会沟通模式等各个方面促进企业自身的数字化变革；第二，推广远程办公、智能协同的新工作方式，使企业中的个体有更独立、更灵活的工作空间，并在网络结构信息和资源的共享中围绕任务开展工作，实现更便捷高效的协同合作，且足以对外部的突发冲击做出快速反应；第三，充分认识信息化时代企业与社会有效沟通的重要性，与疫情防控时期社会公众对相关进展信息能够准确、透明、及时传达的诉求一样，在互联网创造了强大且多样的信息中转和传播平台的条件下，中小企业要积极转换企业信息传播和沟通方式，保持自身变革与消费者需求提升和技术进步的步调相一致，在提高企业社会影响力的同时取得更大的成长性。

（四）以地方政府治理改革为提振市场信心提供保障

虽然地方政府治理改革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并不直接作用于短期内的经济回升，但其在中长期发展中对提振和保障市场信心，促进经济的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此，要客观认识此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发展和防控过程中凸显出的地方政府治理短板，倒逼地方政府加快结构性改革步伐，从治理体制、信息公开、医疗卫生、应急响应等层面进行检视和反思，在此基础上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为经济潜力的持续释放奠定坚实的制度和社会基础。

第一，从治理体制和信息公开来看，针对此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治，特别是初期防治工作中出现的各地方、各部门信息沟通不畅通，以

及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信息公开不及时等问题，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领导下，各地方政府迅速采取了透明化和公开化措施，并每日向全社会发布疫情发展及防控最新进展，促进了跨部门、跨地区的信息共享和协同在疫情预防和管控中工具作用的发挥，也使广大群众及时掌握科学的防治方法，稳定了社会情绪。由此看来，疫情冲击的制度性影响便在于促进了中国地方政府治理体制向透明性、协同性体制的转变。而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化不仅是抗击和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迫切需要，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各级地方政府要科学利用以网络为平台的信息传播扩散途径，加强舆论监督，促进提高政府决策透明性并增强政策效果。

第二，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大规模传播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在短时间内反映出中国医疗卫生资源紧张且不平衡的问题，各级政府应以此为契机推动医疗体制改革完善，提高财政支出中医疗支出所占比重，加强公共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并提高医务工作人员薪酬水平。同时，加快区域医疗联合体和专科医疗协作联盟建设，并搭建配套的远程会诊平台等信息化系统，实现医疗资源下沉和跨区域调配。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开发和合理配置将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强化未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也有利于与经济社会各行各业相互渗透、相互衍生，为拉动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发力点。

第三，高效的应急响应可以降低死亡率和发病率，并减少包括传染性疾病疫情在内的所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社会和安全造成的负

面影响。虽然中国已有较为丰富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和安全事件应急处置经验，但在此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更强的传染性和更广泛的波及性形势下，依然显示出全国特别是疫情相对严重地区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专业人员调配等不能快速与疫情需要相适应的矛盾。对此，地方政府应在总结吸取此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应急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加快预警和应急机制建设，在重大疫病、自然灾害、能化危机等应急领域形成系统的应对方案，并鼓励应急产业发展和规模壮大，在提高应急响应能力、降低危机带来的经济社会损失的同时，培育经济发展的新驱动力量。

五、结语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这一意外的“黑天鹅事件”不可避免地给面临下行压力的中国经济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部分服务业、制造业产业甚至在短期内濒临停摆，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断崖式负增长6.8%。但长期来看，疫情的冲击将加速促进国家恢复和提升经济活力的政策工具出台，带动新产业兴起和发展模式的变革创新，激发中小微民营企业在危机中实现向价值增长的发展转型，并促进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积力之所聚，则无不胜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大的制度优势已经使抗击疫情行动变成全国同心的集体自觉，由此迸发的抗疫、改革力量和国民信心必将打败新型冠状病毒，并稳步消除疫情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冲击拖累，使国民经济实现更高效的运行和更高质量的增长。

（作者：唐任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作者，北京，100875；李楚翘，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叶天希，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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