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近代史心得体会2000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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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历史中最为跌宕起伏的一段，我们每个大学生都不能忘记的一段历史。下面是本站为大家整理的大学近代史心得体会2000字供大家参考。

　　大学近代史心得体会2000字

　　刚刚开始上《中国近现代史》课时，我心里充满了疑惑：这段历史我们初中学过两遍，高中学过一遍，现在来到了大学，怎么还要学啊?而且内容都是雷同的，都是从鸦片战争讲到至今，没什么翻新嘛!

　　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却觉得学校如此的安排纯粹是多余。老师好象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他说：“别看你们历史学过好几遍，但我现在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当中不一定有人能回答得上来。鸦片战争是哪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哪年爆发的?这些问题算是简单的吧。谁能告诉我?”不出所料，听到这个问题后，全班同学都做低头苦思冥想状，半天都给不出回答。

　　老师的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虽然我们学的次数不少，但都没怎么用心。就算有些时候很用心，但等应付过考试后，就弃置不管了。现在脑子里的历史事件已所剩无几，跟当初没学过的一样。这样的学习是没有效果的，也没有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学校安排我们再学一遍是合理的。他要我们记住：落后就要挨打!引申到我们身上就是：不求上进就会被淘汰!

　　这次学习，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多了解些中国近现代史，做个合格的炎黄子孙。

　　“落后就要挨打。”在我看来，这个道理贯穿着整个历史。回顾过去，无论是鸦片战争还是日寇侵华，无一不在印证着：昔日的中国因为懦弱而受尽欺凌。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变得强大，也也逐步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但却不能轻易忘记这些灾难深重的屈辱史，在这段时间里，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以号称当时的首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在1840年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起点的，战败后，清政府还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又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和外国协定关税，外国取得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在通商口岸传教等特权。这些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野蛮和屈辱。

　　后来，英法在1856年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抵抗失败后被-迫和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此后又陆续有英法俄的《北京条约》、1885年中法的《中法新约》、1894年中日的《马关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等等。

　　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因此我们要牢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如果没有这些侵略战争，我想，中国的现状可能要好得多。大批的不平等条约不知道让我们中国人倒退了多少年。但是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建国以后的发展十分迅速，我们几十年里就完成了别的国家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就像我们从制造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只用了七年的时间，但美国却要花去200年。虽然我们现在和美国、英国等国还有一些差距，但要考虑到两国不同的历史背景。

　　其实，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不屈不挠的抗争史。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同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不屈的华夏子孙，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有来自社会底层，也有来自清政府内部，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群众自发的。像林则徐、关天培、左宝贵、丁汝昌等批爱国将领的涌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广州三元里民众的自发的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给帝国主义主义势力造成沉重的打击，社会各阶层的团结一致，让人民看到了希望。

　　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维护国家主权，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波及全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所以，不必去盲目崇拜美国、日本，我们应该崇拜我们中国人自己。

　　还记得，小时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是《社会主义好》，歌词的最后那一句“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相信所有的中国人也都听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并不是凭空编造的，它们的存在是有依据的。

　　提到中国，又会忍不住想到让我们全体中国人自豪的“红军长征”。长征的年代已离我们远去，但“长征精神”却代代相传，就像是保存精神火种一样。

　　长征途中许多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常常在我们的心中荡漾，那种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永雄气概，那种互帮互助、亲密团结的合作精神，那种严守纪律、全心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都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们前进。但在无数的光环下，还有许许多多同样出色的战士，他们或许没有令人们为之称赞的英勇事迹，但“长征精神”在他们身上，同样是熠熠生辉。

　　在这里叙述一个长征故事——“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

　　这是发生在红军过草地途中的一个感人故事。有一位普通的红军叫做谢益先，过草地时，他分到了四斤干粮。在行军过程中，战士们看到了饿慌了的母-子三人，小谢就瞒着队友，把自己的干粮袋给了他们，而他自己每天就吃些野菜、凉水充饥，最终，因体力不支，就这样走了。直到那母-子三人来还这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时，部队的同志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看了这个故事，心中感到无比沉重!谢益先明明知道，在茫茫草地上，哪怕是一小袋粮食，都是救命的“宝贝”，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毅然把自己的粮食给了那位母亲;每天，自己在饥饿中煎熬，也不愿连累队友;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询问那母-子三人的情况，在得知“他们很好”的回答后，嘴角才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对战友的深厚情谊，都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看到了那世世代代都令我们铭记在心中的“长征精神”。

　　二万五千里，在中国的土地上走了一圈，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走了一圈。我们红军历尽艰难，突破重围，翻雪山，过草地，渡赤水，还要飞夺泸定桥。从1934年秋开始到1936年10月，这段历程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胜利树立起了一座无与伦比的里程碑。

　　长征，对于我们新世纪的一代，或许已经太遥远了。我们未曾经历过这样的艰难困苦、这样的惊心动魄，但这段历史，还是带给我们无数的深思。种种永垂不朽的“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去揣摩，去学习。当然，在新世纪，在我们学生中，这些“长征精神”，需要在学习中发扬，在校园中发扬，在做人处事中发扬，在一点一滴的成长道路上发扬，在为祖国的建设中发扬。我们要将这些精神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让这些瑰宝，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者。

　　历史，给我的带来震撼的不仅仅是长征，还有辛亥革命，百万雄师过长江，五四运动等等。在此就不一一叙述它们给我带来的是如何的感受了。

　　知史可以明得失。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大多可以从历史上找到经验或教训，这对于我们今后的为人处世是非常有意义的。学史使人明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的。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矣。

　　大学近代史心得体会2000字

　　摘要：毛泽东思想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毛泽东思想中无处不体现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关键字：毛泽东思想;革命;中国特色

　　要革命就必须有革命的理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近代中国80年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尽管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但是马列主义的传入和传播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面临的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批评和抛弃了“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思想，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革命家的智慧，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道路理论。

　　首先，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如何对待农民，是中国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农民运动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中国的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我们讲的人民主要就是农民。”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强调说：“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

　　其次，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国再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必须另辟新径。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开始了创建根据地的斗争。毛泽东深刻分析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完整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工农武装割据，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基地，三者密切结合的思想。毛泽东认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最后，形成了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已经得到全党的认可，相反，在党内仍然盛行着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思想，为此毛泽东批评了“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思想，科学地论述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必须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把落后的农村造成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的敌人，借以在长期的斗争中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强调农村斗争并不是忽视城市斗争，必须正确处理农村斗争和城市斗争的关系，使它们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开辟，不仅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而且也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树立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光辉典范，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大贡献，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近年来，大批论文，论著多层次多角度地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笔者不惮简陋，对这条道路的开辟作一番史的考察，求教于大家。

　　1、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为日后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

　　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开辟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事。但任何历史现象的发生就其终极原因而言都具有发展的规定性。从社会性质来看，这条道路的开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从革命的发展来看，它的开辟则又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这样的国家中，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发动农民，马恩经典作家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忠实的同盟军。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尤其是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战略思想，指出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赢得胜利的关键。处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列宁，针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具体特点，进一步发展了工农联盟的思想。他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等著作中反复强调，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并与最广大的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领导农民打倒封建地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经典作家对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认识的理论指南。

　　大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是深刻的，他们从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出发，研究农民运动的经验，充分论述了农民的革命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李大钊指出：中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农民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而当时“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再加上“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扰乱中国，以致内乱踵起，影响所及，日益扩大，其结果遂使中国全国的农民生活不安定，以急转直下的趋势，濒于破产的境遇”。因此，反帝反封建是农民的一致呼声。恰如邓中夏所言，“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农业群众”在革命运动中“是不可轻侮的伟大势力”。基于这种认识，李大钊预言：“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与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邓中夏甚至明确指出：“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的，系统的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斗争。假设没有这种势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有着杰出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他把主要精力用于领导农民运动，并在总结农民运动成败的基础上，在进行广泛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分别在1926年3月及1927年初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对中国会社及农村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作了科学的分析，明确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他们“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的中农，是我们争取的力量，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则是我们依靠的力量“。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必须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论述，集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研究之大成。

　　与此相对应，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越来越明确地肯定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那大量的贫苦农民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1924年的中共“四大”上还专门通过了一个《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第一次把农民问题和无产阶级领导权联系起来，明确地表达了没有农民参加，就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的思想。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农民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有不少地方还尝试着建立农民政权，组织了农民武装。“一切权力归农会”。据统计，到1927年的3月中旬，全国的农会会员达500万人左右。无疑，大革命时期，对农民问题的阐述以及农民运动的展开，为造就“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和实践创造了条件。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大革命失败后引出的经验教训。就整个来说，大革命时期我党对武装斗争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这并不能抹杀这一时期我党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在这里，周恩来同志有着卓越的贡献。早在欧洲留学期间，他就确立了对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道路的信念。在《评胡适的“努力”》、《德国问题与革命》等一系列文章中，再三提出并阐明创建革命军队、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国共合作建立后，他参加了黄埔军校的领导工作，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创建了我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通过参与平定商团判乱、东征讨伐陈炯明等一系列军事实践，初步提出了建军的几个原则问题。指出：“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革命军队是“为人民所用的军队，是苏联红军那样的军队”。要建立这样的军队，须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建立“农民自卫军，工人自卫军”;其次，在国民革命中，创建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革命武装;再次，改造旧军队。周恩来的这种建军思想，虽然不很完备，但它的开拓意义却是重大的。大革命时期，我党组织了一些农民自卫军和工人自卫军，到大革命后期，我党已领导和掌握了一批武装力量。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并与次年2月成立了中央军事部，由张国焘、王一飞、任弼时三人组成。同年11月，中央军事部改称中央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出任书记。可见，在大革命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党逐步加深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对此，毛泽东曾有一个总结，他说：我党虽在1921年到1924年的几年中，不懂得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1924年到1927年，乃至以后一个时期，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较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了军事的重要了。恰是这个“重要”的懂得，为日后武装开辟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提供了前提条件。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大革命，它“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准备好了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所需要的革命的主观力量。

　　2、城市暴动的失败和武装起义在农村的成功，为我党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而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中国革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时，一再试图“选定”走城市暴动的道路。便是到了1928年初，各地农民暴运相继发生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依然认为：“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只有在它们与无产阶级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合的条件之下。党在这里也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直到1930年，共产国际在承认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之间的不平衡状态的同时，依然认定农村的武装起义是为城市暴动作准备的，中国共产党应当“立意在巨大的和最大的工业中心地点举行武装起义”。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显然是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但党内的一些教条主义者唯共产国际是听，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城市暴动的决议。固守十月革命道路的具体模式，高举起“城市中心论”的旗帜，号召各地的武装起义向大城市进攻。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两年内，我党在全国各地领导了100多次起义，英勇地开始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但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定”及党内教条主义者们对“城市中心论”的狂热，我党一开始所走的都是一条城市暴动的道路。著名的三大起义均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的。城市暴动并不能赢得政权的建设。

　　然而，教训毕竟也是一笔财富。城市暴动的失败，促使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独立地思考、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对苏联模式的革命道路在中国的实践发生了怀疑，并由怀疑而否定。三大起义，就其起义本身的目标来说，是失败了。但失败后所选择的道路却是正确的，这条道路便是深入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南昌起义部队在潮州失败后，一部分由董朗等率领到达海陆丰地区，并与当地的农民会合，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移到闽粤边界的农村，“努力进行农村斗争”，并“已经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的革命途径”。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率军上了井冈山，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广州起义失败后，部队突围到海陆丰左右江等地，也与当地的农民斗争相结合。其他各地的武装起义也均在农村找到了落脚点。激流归大海地事实说明，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国革命发展规律所规定着的历史的必然。

　　3、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红色政权理论的阐述，为中共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找到了，然而，直到中央红军撤出江西以前，尤其是中共中央迁入江西以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这条道路一直受到共产国际与党内“左”倾人士的指责，他们甚至用似是而非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观点诋毁它是违反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了辩明真假马克思主义，捍卫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立了一套完整的红色政权理论，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正确性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红色政权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实践中经过了从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后创立的，它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会社的性质、革命任务和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等实践，考察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阶级力量的重新配备等事实创立的。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国革命自身的实践经验的积累，同样，理论的创立也离不开理论经验的积累。这一理论的创立，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又以毛泽东同志的功绩为大。一般认为，1928年到1930年期间，毛泽东先后发表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篇光辉著作是红色政权理论形成的标志。

　　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发展，毛泽东在1936年到1939年，又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使红色政权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毫无疑问，红色政权理论的创立，不仅抨击了“城市中心论”，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共产党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确保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而赢得了一个新中国。

　　大学近代史心得体会2000字

　　中国近代史这本书看过两遍，分别是一年前和一个月前。作品我看的得很快，因为一些时间的原因，而且我对作者已经创作背景被忽视那么理解名单是我还是总结个人的经验和心得体会，得出以下感谢，欢迎分享。

　　本书一个总论和五章内容，薄薄一小册，却贯穿了中国19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到20世纪抗日战争前的近百年的历史。总体思路是外患、内忧以及四个救国方案。之前从导师那得知这是一本好书，后来发现在近代史研究中它的确算是一本传世性的经典著作，尽管蒋是以“初步报告”写出的书。下面将笔者总结该著值得称道的几点记录下，暂且作为粗浅的读后感受就教于大家。

　　1.近代历史写作的主旨。

　　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这是蒋廷黻先生在总论末尾的一段话。我很欣赏的原因是他强调对“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的分析，这是一个做到容易做好很难的要求。从书中蒋对外国列强、中国顽固派、剿夷派、抚夷派、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维新、革命等等分析中，我能够感受到由客观和深刻带来的感动，具体可见下文的展开。

　　2.新异的人物评价

　　蒋对近代历史上“粉墨登场”的种种人物进行了评价，对诸如顽固派、义和团、太平天国虽然不乏正面的描述：认为"他们(顽固派)也是爱国份子"，但重点揭示了他们的愚昧和无知。诸如以民心抵抗洋枪洋炮;义和团兴起的原因居然还有："说教士来中国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国人的心眼以炼丹药;又一说教士窃取婴孩脑髓，室女红九"。还"拿着他们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及其他法宝，与洋人作战"。

　　对林则徐、琦善、丁汝昌和刘步蟾进行了颠覆性的评价。对了林则徐和琦善，我们心目中的他们形象正如当时士大夫和咸丰：一个百战百胜、忠君爱国，一个是奸臣，收受洋人贿赂。而蒋认为林则徐："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因为他当时觉悟到中国较之与西洋的落后而不敢公开提倡"。而琦善："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固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甲午中日战争中的丁汝昌和刘步蟾，我们一直将他们作为这次海战中的英勇烈士来看待。蒋用大量的篇幅对这次战争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分析。"我方原定舰队排'人'字阵势，由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先，称战斗之主力。……刘下令把'人'字阵完全倒置，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后，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刘实胆怯，倒置的原故想图自全。这样一来阵线乱了，小船的人员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机先攻我们的弱点了"。当时的"定远船上丁不懂英文，泰乐尔不懂中文，两人只好比手势交谈。不久炮手即开火，而第一炮就误中自己的望台， 丁受重伤，全战不再指挥，泰乐尔亦受轻伤"。看来很多的以前所谓的史实并没有想象那么简单。

　　3.理性叙说历史的方式

　　该书作为一历史研究著作在历史叙述上，充分闪烁着理性和智慧的光芒。正如蒋廷黻先生自己认为的，历史不是材料的堆砌和史实的客观描述，而是要努力探求历史变迁的内在联系。而他的具体叙说历史的方式做法也值得称道。比如在叙述鸦片战争之后，蒋提出一个分析性很强的问题：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中国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这是蒋那时甚至我们现在的人眼中极渴望发生的状态。所以蒋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他就分析出一点一点的原因来，非常具有说服力。这种自问自答的方式在书中很多可以看见，对很复杂的事情娓娓道来。此外，蒋先生分析事件和人物常能旁征博引，比如将曾国藩的军队建设与军阀割据相联系。因为曾国藩起头的中国私有武力是以后军阀割据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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